“曾經的朝陽行業變成了夕陽行業。”張雷對一財科技記者感嘆道。即便是就職于華為這樣的龍頭企業，張雷仍然感受到了行業不景氣帶來的深深焦慮。
張雷在華為的無線網絡業務部工作了四年有余，行業正在發生著變化，張雷也看到了業務的萎縮，就在兩個月前他申請了崗位調整到物聯網業務，嘗試尋找人生再次突破的機會。用他的話說，“看看能不能趕上物聯網的浪潮”。
專業性強、就業面窄，處于新老技術更替的行業窗口期，這兩年的通信業正散發著寒意，越來越多的從業者感受到了行業不景氣帶來的焦慮。“在中國，華為、中興這兩大公司幾乎占據了絕大部分的市場份額，一旦被公司裁掉，或業務再萎縮，如果想在國內做通信，還能去哪里?”張雷說。
期待新風口
張雷告訴記者，此前的工作內容主要是提供技術支持，幫助使用華為設備的通信運營商設計、組裝并搭建網絡。“出差非常多，每年在國內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個月。”
據悉，華為、中興等通信企業一般在全球各地都有業務(美國等少數國家除外)，因此張雷和他的同事也會根據項目需要，長期在不同的國家出差，包括格魯吉亞、墨西哥和一些非洲國家，一個項目會持續3個月到兩年不等。
張雷說，外派主要根據項目需求，企業也會用“砸錢”的方式鼓勵員工去貧困國家和地區。目前，華為通過現金、股權等形式鼓勵員工去艱苦地區。這對于家庭比較困難的員工，尤其是70、80后的誘惑非常大。但對于被外派的員工而言，長期在外則帶來了諸多不便。
“最怕的就是生病，因為在描述身體狀況時，很難表達準確。哪怕你帶一個本地員工，他中文、英文、本地語言都很精通，還是很難表達清楚。”
提到此前的一次出差任務，張雷仍心有余悸。由于與當地藥店醫師的溝通不暢，醫師只能讓他嘗試用藥，但是并沒有收到任何的療效。“如果去的國家條件比較惡劣，病情比較困難的話怕是會延誤治療。”
同時，海外生病時會感到落寞，而且長期出差也很難有固定朋友。“像我出差的話經常會換地方，朋友都不長久。有時候，老板、同事、親人不能理解自己時，會有點失落。”
近幾年，通信行業整體不景氣，設備商的日子自然并不好過。愛立信、諾基亞兩大設備制造商均發布了虧損的2017年度業績報告。愛立信全年營收2013.03億瑞典克朗(約合255.92億美元)，較上年下降10%;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凈虧損為352.06億瑞典克朗(約合44.76億美元)。諾基亞全年總營收為231.47億歐元，同比下滑2%;歸屬母公司股東凈虧損為14.73億歐元。
大額的虧損最直接的影響則是人員的流動。此前，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諾基亞CEO蘇立(RajeevSuri)表示，收購阿爾卡特后，對公司的調整包括超過17000人的裁員。去年第四季度，愛立信在全球裁員1萬人，2017年全年凈裁員17000人。
與其他同事一樣，張雷的轉崗來自于對傳統業務的擔心與對新風口的期待。在接受一財科技記者采訪時，通信人才網的創始人鄧志強表示，近期對傳統網絡建設規劃和優化的人才需求在減少，針對5G和NB-IoT建設的需求人員逐漸增加，對終端協議的人才需求增長幅度也比較高，“增長比較快的是NB-IoT這塊”。
鄧志強表示，目前在通信網絡領域，網絡規劃和優化人員的需求仍然最高，因為需要很多人去維護和優化傳統的4G網絡，規劃新站點。根據通信人才網預測，這部分人才需求2018年仍然是通信網絡行業需求量最高的，但會比2017年萎縮，“2018年幾大運營商對網絡的投資會收縮。”
同時，運維人員會減少，“大部分可替代性工作都通過自動化操作，比如原來在運維崗位上，需要人工監測和維護的都被自動化替代，還有基站天線的調節，這些都有相對智能的一些設備去替代。”
“我一直都在學習，要時時刻刻保證自己在任何突發情況下都能過得很好，周圍同事都非常努力，大家都很優秀，我憑什么落后?”張雷告訴一財科技記者。
這樣的態度或許正是張雷可以從傳統部門跳往新興業務的底氣所在，而這樣的情況在通信業并不罕見，顛覆與變化時刻在這里上演，留守還是出走、堅持還是改變，這樣的抉擇無時無刻不困擾著這里的從業者。
承壓的從業者
王羽有不少同學在中興和華為工作，對于時常近距離接觸通信從業者的他而言，能夠深刻感受到來自這個行業的壓力。“工作強度非常大，加班現象非常普遍，這十幾年基本上一直都在加班。很多周末也都在加班，而且晚上吃飯那段時間肯定是出不來的。”王羽對一財科技記者表示。
他說，在某大型通信設備企業中，員工四十歲左右離職率較高，有很多并非被迫離職，而是主動離職。一方面，加班比較多，“這個年齡需要多照顧家庭”;另一方面，也有些人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想出來自己做”。不過，王羽也提到，中興、華為薪資水平在深圳還不錯，所以雖然有很多人離職，還有很多人進去。
“其實我還好，但40多歲的那撥人還是挺焦慮的，他們學習東西真的沒有90后00后那么快了。”張雷告訴記者，因為年紀越大，學習新東西越慢，焦慮感就越強。年紀大的時候離開華為肯定會有落差感，因為“華為對老員工非常好，包括福利、待遇、薪酬等各個方面，如果去別的行業或企業差距蠻大的”。
對此，一位長期研究華為的人士對一財科技表示，這是一個共性，通信行業由于專業性強、技術更替更快，因此壓力會比較大。“最核心的問題是，過去積累的專業知識、經驗很快就失效了;要馬上轉型，進入另一專業又很難，這就會出現很大的精神負擔和心理壓力，看不到未來的前途。”
他表示，通信行業原本的人員流動就很頻繁，但這幾年，隨著互聯網格局的改變，整個通信行業的效益都不如從前，企業也面臨生存壓力。一方面，在人員的擴張方面會相對謹慎;另一方面，對內部人員考核會更加嚴格。一些對公司貢獻不大，但由于在公司時間長而收入較高的人恰恰很容易被清理出去，“企業覺得不合算，這部分人更加容易被關注并淘汰”。
鄧志強對一財科技記者表示，2018年可能會面臨電信運營商收縮投資的困境，所以很多企業今年營收預期會下降，養不起老員工，如果市場萎縮肯定會裁員，這些員工就會面臨選擇。“要么面對降低待遇水平的問題，要么面對能不能轉行的問題。”
在被裁員后，有可能進入其他廠商，但目前主流的通信廠商只有華為、愛立信、諾基亞和中興等為數不多的幾家。鄧志強表示，如果通信網絡員工本身水平有限，年齡又大，被裁員后可能會去其他大型的網絡優化企業，“比如像潤建通信、北京拓明、廣州瀚信、廣州杰賽等A股上市公司，你能有份工作，但待遇上肯定有所落差。”
IHS的一份報告指出，2017年，華為是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商，擁有28%的市場份額，其次是愛立信(27%)、諾基亞(23%)和中興(13%)。
通信人才網對上萬名通信網絡專業人員調查的《2017年通信行業薪酬狀況報告》顯示，2016年在通信人才網產生應聘的月薪平均值為5518元。2016年平均薪資比2015年僅有1.02%的增長，基本沒有跑贏CPI，還未達到2013年的最高水平，2013年在4G的前夕是近年薪資最高點，有望在5G來臨之前能有更好的增長。而且，海外并沒有預期中的高薪酬，海外薪酬平均每月10126元，比整體薪酬高出83%。非洲最高，為每月14656元。在各類型企業中，通信廠商仍然是平均薪酬最高的類型，達10324元;網絡優化企業其次，為7169元;最低的是代維企業，平均月薪在3472元。
“有項目就挖人，沒項目就散人”
張雷告訴記者，通信行業已經過了靠訂單過日子的時期，現在靠利潤活著，通過各種方式省成本。比如通信廠商們在運營商業務上，會將低利潤的部分服務外包出去;或者安排一個員工做兩個員工的活，甚至通過用更低成本的設備來壓縮整體成本。這些情況在最近幾年愈演愈烈。
更為嚴峻的是，一旦企業的用人生態被破壞了，便更容易出現惡性循環。“現在企業用第三方服務公司比用自己單位的人還舒服，技能高、成本低，直接用。但是這些人，項目結束就得走人，或者項目不滿意你，你又得走人，只管用，不管培養。”張雷說。
鄧志強認為，通信業沒有建立起培養人才生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這幾年通信業整體的市場環境。通信業有非常不合理的招標方式：按人頭招標。例如，某一運營商招標一個通信服務項目，直接在招標文件中說明，分別要幾個中級和高級工程師，且注明最高限價。即使有些未在公開招標中提到，但實際執行中也會按人數和價格執行。
“這樣新人就沒辦法進入。如果一個企業拿下一個項目，要用新人就得配相應有經驗的人。企業要培養人就必須自己掏錢。一旦需要費用，企業就不愿培養，因為所有成本都要企業自己承擔。培養好了，人又被挖走了。”
鄧志強進一步解釋稱，在通信行業黃金時期，通信運營商在招標時會將基站建設和后續維護、網絡優化整體打包分裝給通信廠商和其他服務商，企業自由度非常高，可以配有經驗的人帶新人一起完成項目，而且企業還能獲得相當的利潤，而隨著通信行業整體環境越來越惡劣，這樣的機制難以運行下去。
因此，現狀是，企業有項目就到處挖人，沒項目就散人，等下次有項目再挖，沒人愿意去培養人才。“上游很多優秀的人才都是在2013年之前進入的，現在大家都撿現成的，新人即使進入該行業，其知識構架、項目經驗的累積也是非常薄弱的。”
新的從業者面臨高筑的行業壁壘，而那些曾擁有大量專業技術知識的從業者卻經歷著行業巨變而帶來的轉型難題。一位通信行業的獵頭對一財科技記者表示，從業5年以下的員工換行比例較高，20年以上的通信員工也有換行。不過一旦年紀大了，很難有企業繼續愿意接收。
鄧志強表示，通信行業非常窄，從事十年通信網絡行業再轉到其他行業，基本沒有可利用的經驗，“我知道一些人嘗試去轉型，但是絕大多數不太成功。因為你三四十歲，做了那么多年，一旦想完全跳出這個行業非常困難。”通信人才網的調查顯示，目前通信從業者平均從業年份為3.69年。
上述研究華為的人士介紹稱，目前離職員工主要有幾個去向。有少部分人自己出去創業，內容仍然與通信行業，或互聯網相關;也有的去中小企業擔任總監或副總，因為中小企業缺人才。他解釋稱，即使在華為做業務或技術的人，也可以擔任中小企業的業務領導。不過，這些領導崗位主要是沒有脫離業務和技術方向的業務管理崗位，“因為別人請你也是看你過去的經驗，完全匹配不上的話，風險還是很大”。
不過，對于年輕的華為員工而言，會有很多轉行去BAT企業。就像張雷說的，“我當然想去BAT這樣的企業。”
鄧志強表示，如果仍舊在通信領域轉崗成功率會比較高，比如從事物聯網協議的研發。雖然通信技術知識更新快，只要愿意學習，從2G、3G到4G再轉到5G，或者轉到物聯網難度也不算太大。
等待5G的喜與悲
4G改變生活、5G將改變社會已成為行業共識。5G不僅將為高清視頻、AR、VR等帶來更極致的體驗，甚至可能會給制造業、交通、醫療健康等行業帶來巨大變革，開啟萬物廣泛互聯、人機深度交互的新時代。
而這個時代也是通信從業者翹首期盼的一個時代。愛立信東北亞區首席市場官張至偉認為，無論是工業級還是消費級，5G的影響意義非凡，“因為打開的市場空間比較大”。
面對當前大跨步地邁向5G和物聯網，有不少通信業人士認為應當保持冷靜、克制的態度。如何在現有網絡上獲得更多的收益依然是行業非常關心的問題。
華為輪值CEO徐直軍就曾表示懷疑，“過去產業間構建了一個標準，我們設備商去開發生產產品，運營商去測試招標投入使用。但在華為看來，真正投入到市場中的產品能夠使用到30%到40%的效能都算不錯了。并且，也許消費者真正需要的東西我們沒有辦法提供。而隨著整個電信網絡走向云化，這種長期構建的商業模式是不是能夠支持我們走出不健康的狀態，我是深表懷疑的。”
對于運營商而言，如果過早商用5G，意味著4G百米賽跑還沒結束，5G賽跑又開啟了，4G網絡建設成本如何收回?這在中國或許感受更強烈。“正常一個行業其實是需要一個時代的，中國進入2G比國外晚很多，但現在的4G，包括將來的5G其實已經在世界先列了，中國的通信壽命太短了。”張雷說。
在4G網絡和WiFi能支持大部分手機用戶的使用需求下，有多少用戶真正會為了用移動流量在一兩秒內下載電影而付出更高的費用?另一方面，在各運營商不斷爭相推出流量不限量套餐和“提速降費”的政策下，依靠流量增長帶來的利潤也越來越有限。
而即便5G可以帶來更大的想象空間，但行業自身的進化與變革能否匹配以獲得更好的利潤也成為一道難解的試題，就如張雷所說，“如果我們還只是按照傳統的方式，鋪設5G網絡管道，永遠只是為別人做嫁衣，就像現在的運營商為微信提供管道服務一樣，這個行業也是被別人蠶食。”
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實成為了擺在通信從業者面前的難題，風口總有一天會到來，是真高興還是空歡喜，仍然沒有答案。
IHS的一份報告也為翹首5G風口的通信從業者潑了一盆冷水。報告稱，2017年通信設備市場銷售額為372億美元，比2016年的433億美元下滑了14%。2022年，不包括5G，全球2G、3G和4G的移動通信設備市場將進一步萎縮到130億美元;而即使考慮到5G，全球移動通信設備市場也僅能增加至250億美元。IHS預計僅靠5G將不足以刺激支出。
在新舊技術變革的窗口期，通信人的命運牢牢地綁定著通信行業的沉浮，而行業是起是落也取決于從業者前進的決心與步伐。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張雷、王羽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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